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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刊戏曲插图本考述,建本畅销的亚洲必赢626aaa.net

2019年4月11日 - 美术动态

摘要:“建安版画”是古代“建本”书籍的插图,无书不图的出版策略主要是针对中下层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文化需求,建安版画插图在“建本”图书大众化和通俗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可以探求中国古代插图风格的流变和文化内涵。隐藏着中国古代大众图像文化传播的特征与作用。
关键词:建本 建安版画 图像 传播

内容摘要:宋代至明代600多年间,建阳始终保持全国雕版印刷中心的地位,有“潭阳书林”之称和“图书之府”之誉,明朝为建阳坊刻的极盛时期,其刻印的数量超过宋元两代。撇开建阳雕版图书出版业的天时、地利等宏观的发展因素,从微观层面来看,建本从组稿、刻印、销售批发、零售等环节所作的商业化尝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商业化队伍。建阳书坊能够在图书出版的黄金时期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当时全国三大刻书中心,除了专业书籍集市的建立,还离不开建阳出版人对图书广告宣传的重视。在销售模式上,由于建阳书坊多为家庭式小作坊,主要依赖中间商负责贩卖与外地销售,这就让来到建阳购买图书的客商多了一番选择与比较,加之当地经营印刷出版业务的堂号甚多,造成各家竞争激烈,因此打造自家特色的营销方式尤为重要。

内容提要:有明一代大量精美的戏曲插图本被刊刻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与戏曲史上的典型现象。据统计,现存明刊戏曲插图本有剧目159种,版本369种,涉及了当时所有的戏曲文体样式与版本形态:从文体看,有杂剧、戏文与传奇三类;从版本形态看,有单刻本、选集本与别集本。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促进了戏曲的阅读,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插图形态之演变也意味着戏曲的雅俗之变。

内容提要:闽北建阳,既是福建,也是全国主要的戏曲刻书中心之一,在中国戏曲刻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刻书历史悠久,但戏曲刻书主要出现在明代中后期。建阳戏曲刻书,无论在刊刻类型、内容形式、版本革新、数量质量,还是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具有显明的地域特色。不仅对全国戏曲的发展和交流,戏曲文献及其它文艺资料的保存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对福建古代版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易经•系辞》中载“河出图,洛出书”。中国书籍从其初始阶段图与文字就是分不开的。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书必有图。”古人著书有左图右书,左图右史之制。“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
福建北部的建阳,古代被誉为“图书之府”。宋至明的数百年间主要以刊印通俗书籍为主,所雕印的图书被称为“建本”,因古代建阳隶属于建安郡,其插图版画也被称为“建安版画”。叶德辉有言:“自宋至明六百年间,建阳书林擅天下之富。”被称为是明万历以前江南印刷业唯一的对手。
图书从手写到印刷的历史也是文化知识向大众传播与普及的发展史,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民间坊刻业的掘起,书籍大众化、通俗化的商业倾向成为古代社会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中以大量版画为特征图文并举的插图本盛行于世,版画插图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大众图像艺术。“建本”无书不图的现象使“建安版画”在这方面颇具有代表性。郑振铎先生曾讲到:“可以看得出建安版的书,总是以有插图为其特色之一的。”

关键词:图书;广告;建阳书坊;出版业;读者;书籍;印刷;坊刻;建阳坊;宋元

关 键 词:插图本/戏曲/明代/出版

关 键 词:建阳/戏曲刻书/发展/特色/贡献

1.经典图书的读图化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青飞,男,河南灵宝人,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陕西
宝鸡 721013

作者简介:罗金满,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戏曲与文化地理

“纂图互注”是“建本”图书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图说经典”的一种创举。宋代的“纂图互注”大都出自建阳书坊。目前国内《九经》现存最早的刻本就是南宋的建阳刻本。“建本”在宋代首先开创了对经典书籍进行以图释文通俗化的做法,使精深难懂的经典文本图书让文化不高的大众也能阅读和理解,为知识和文化的传播与普及做出了贡献,对中国古代图书体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存较早的经部版画是建阳书坊刊印于宋光宗绍熙间(1190-1194年)的《尚书图》,一卷共有上图下文版式的版画七十七幅。
2.文艺图书的图说化
鲁迅先生说过:“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末读书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1宋代以后,随着市民通俗文学的发展,建阳书坊从过去以经史类图书为主转向以小说、戏曲和百科全书实用类等图书的刻印。“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戏曲无图,便滞不行”。特别是明以后,随着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的活跃,各种冠有“绘像”“全像”“绣像”“出像”等小说、戏曲插图本的大量出现,这种每页配画“图说”文本的趋势影响了当时社会大众的阅读习惯,反映了大众文化消费的特点,版画插图成为社会大众读图娱乐最主要的图像艺术。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建安余靖庵摹刻的《古列女传》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小说插图,图多达123幅。现存的《三国演义》的“建本”多达十三种之多,是建安版画作品版本最多的题材。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建本”元代《全相平话五种》,第页一图、上图下文,228幅对页连式的插图史篇巨构,连续有序、一气贯通,被称中国连环画的鼻祖,是中国连续版画插图最杰出的代表。
“建本”戏曲版画其数量虽比不上小说版画,但也产生一大批有影响的戏曲插图本。明嘉靖三十二年建安书林詹氏进贤堂刊本的《风月锦囊》,是中国早期戏曲长篇插图的代表作,全书共有四十一卷,上图下文,图文并举使戏文的剧情一目了然。万历年间刘龙田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是建安戏曲版画最有影响的作品,此本打破建安版画传统的上图下文的惯例,采用整版大图的形式,形象的刻画与工艺的制作更为精到。郑振铎称赞此本的版画:“刘龙田刊西厢记,其插图,易狭长之小幅而成全页之巨制,实为宋元版画之革命。”○2每幅版画吸收中国传统楹联的形式,上有标目,侧有联语,图文结合概括每出戏曲的主要情节,让读者陶醉于图文并茂的戏曲传情之中。3.实用图书的图谱化
“书籍中的插图,并不是装饰品,而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不必说地理、医药、工程等书,非图不明,就是文学历史等书,图与文也是如鸟之双翼,互相辅助的”。○3插图本的盛行并不只局限于小说、戏曲题材,插图在“建本”实用性等各类图书中同样发挥“非图不明”的重要作用,而且其数量、规模与影响都不亚于小说、戏曲等通俗图书的版画。
启蒙读物。是“建本”发行量最大的图书种类,这些读本可以说是我国最早流行的看图识字、看图启蒙的图书。上图下文插图形式的有如嘉靖二十年熊大木版印的《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故事》;嘉靖间(1522-1566年)詹易斋西清堂《新刊诸家选极五宝训解启蒙故事》等。
日用百科。在明代,日用百科类实用的图书在“建本”图书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版画插图中具有代表性有万历三十五年建安潭阳熊冲宇种德堂刻本《新刊翰林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明万历三十九年余氏庆堂刻本《新绣精采天下便用博闻胜览考实全书》三十六卷等。
“建本”图书大量配有版画插图的还有医籍类的图书,万历四十七年邵武知府万尚烈刊行的类书《图书编》,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总127卷,“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者皆汇辑而为之说”可谓洋洋大观。4.书籍包装的图像化
“建本”图书并不仅在书内插入大量版画,而且在封面、扉页等书籍整体视觉化的包装上挖空心思、潜心变革,充分发挥图像在书籍包装的作用。
图书封面的产生被称为是元代在书籍印刷上最大的创新,建本图书在这方面开了一代先河。元至三十一年建安书堂刊印的《新全相三国志□□》(因原书残缺,学者推论可能是《新全相三国志故事》),这是我国现存最早有版画的书籍封面。这种封面形式不仅被广泛运用于小说戏曲等通俗类书籍,而且还推广到其它各类图书。许多建安坊主为了确立自身品牌,扩大知名度,还把自己的画像刻绘在书籍的封面和扉页上,最典型的就有建安三台馆的余象斗。
牌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标设计,是刻书家的字号标志,又叫牌子、书牌。主要记录刊刻时间、地点、姓名、室名,甚至版本的特点以及刊刻经过等。精明的建阳书坊在小小的牌记设计上也挖空心思、不拘一格,牌记不仅有单行形、双行形、三行形、四行形等多种样式,还出现了钟鼎形、香炉形、琴瑟形、莲龛形、印章式等结构复杂、形状美观的牌记。现藏于日本名古屋左文库刊于万历三十四年《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的牌记还以人物的形式出现,一童子手抱牌记,牌中写有“清白堂杨氏梓行”。牌记一般都刻印在书目后或卷末,要通过翻阅书页才能看到。元代建阳书坊首创于把牌记刻印在图书的封面上,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至正十六年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就是把牌记设计为封面,这种尝试在明代被广泛采用,其功能与特点已与现代书籍的封面十分相近。如果说宋、元时期建阳书坊的广告宣传主要是通过牌记这种形式展开的,那么到了明代,建安坊刻的宣传广告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充分利用版画和牌记、序文、凡例、书题等相结合进行书籍的图像化的整体包装。在一些本来只是在书的扉页、序后或卷末附刻文字广告的刊记也以大量花边栏框结合粗大醒目的字体装饰版面吸引读者。
从文化史学的角度来看,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文化的媒介,其价值主要是体现在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上。建本图书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欢迎不仅只是图书的价廉,还在于它的形式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建本图书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其无书不图的建安版画,建安版画在这种图书通俗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简单的图解和装饰作用,发挥了图像通俗化的功能,极大地推动了文本和文化的传播。

  宋代至明代600多年间,建阳始终保持全国雕版印刷中心的地位,有“潭阳书林”之称和“图书之府”之誉,明朝为建阳坊刻的极盛时期,其刻印的数量超过宋元两代。建本作为一个出版业品牌,在明代独领风骚。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105)。

历史上,福建刻书业曾高度发达,素有“福建本几遍天下”之称。明清戏曲刻书,是其中的重要篇章,按地域主要可分为四个:闽北建阳、闽南漳泉厦、闽西四堡和闽中东莆田福州等戏曲刻书。其中,闽西四堡和莆田福州的戏曲刻书主要在清代,而闽北建阳戏曲刻书主要在明代中后期。对闽南来说,虽然明代也出现戏曲刻书,但时间是在明后期;而且就当时广泛流传在闽南潮州一带的《荔镜记》,其刻本最先也是在建阳刊刻的来看,闽南戏曲刻书显然要比建阳晚些。历史上,建阳戏曲刻书虽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也一度遭到时人,尤其是一些文人学者的批评,因此其刻本并不为他们所重视和收藏,然而在当前存世的福建乃至全国戏曲刻本中,多数却是明代建阳版本。这在史料缺乏的今天,它不仅对福建,乃至中国戏曲文献的保存、研究,以及戏曲创作的推陈出新等,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注释:○1《鲁迅全集》第六卷鲁迅《且介亭杂文》,《连环图画琐谈》。○2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序》,北京三联书店,1983版379页○3薜冰《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插图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4页

  撇开建阳雕版图书出版业的天时、地利等宏观的发展因素,从微观层面来看,建本从组稿、刻印、销售批发、零售等环节所作的商业化尝试,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积淀,形成独具特色的商业化队伍。

作为图文共存的版本形态,插图本在我国图书史上源远流长,“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左图右史,图文并茂等提法昭示着插图本的重要性。鲁迅曾云:“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奇,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画,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采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1]427此判断阐明了明代乃中国小说戏曲插图本生产之高峰期,当时小说戏曲插图精品迭出。天启五年武林刻本《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因此,有明一代尤以戏曲插图本为盛,往往于书名冠以“出像”“绣像”“出相”“全相”“全像”等字眼,此乃出版史之典型现象。张秀民先生曾估计明刊插图本当在千种左右[2]355,据笔者统计,现存明刊戏曲插图本有剧目159种,共计369种版本,可见明刊戏曲插图本在当时图书出版中之重要地位。在对现存文献调查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考察明刊戏曲插图本的概况与阶段特征,以揭示作为版本形态的戏曲插图本所具有之戏曲史意义。

一、明代建阳戏曲刻书发展及有利条件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建本是如何运用自己独特的模式,成功运作市场,打造畅销书的?建本带来出版业兴盛背后隐藏的商业密码值得思考。

现存明刊戏曲插图本涉及了当时所有的戏曲文体样式与版本形态:从文体看,有元明杂剧、宋元戏文与明传奇;从版本形态看,有单刻本、选集本与别集本。

建阳是福建省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其刻书历史悠久,刻书业一度兴盛。南宋之时,建阳就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拥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元末明初,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等原因,建阳刻书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损失,但至明代中期又渐趋繁荣。在当今存世的众多建阳刻本中,宋元至明初的戏曲刻本未能发现,只有一些与戏曲相关的刻本流传,如元代建阳刊刻的《南村辍耕录》及散曲《乐府新声》等。而且在明万历年间建阳种德堂熊成治刻本《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和熊龙峰刻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等书中,虽出现有“元本”的字眼,但因有“原本”与“元本”之歧义,也不能断定其为“元刻本”。据陈铎先生在《建本与建安版画》中介绍,“目前,发现最早的戏曲版画遗存是元末刊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目前发现附有版画的元代戏曲本子,仅《西厢记》残本一种。”①但因未得确证,尚存质疑。

陈 铎
1983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助教班。现任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省画院画师。美术作品入选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美术展览。出版《陈铎速写集》《建本与建安版画》《武夷三色》等专著,《建本与建安版画》2007年获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美术论文和文章发表于《文艺研究》、《新美术》、《美术观察》等国内美术核心刊物。

  贴近读者,满足阅读需求

戏曲文体

直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开始出现了明确标有时间的建阳戏曲刻本,主要有詹氏进贤堂的《新刊耀目冠场攫奇风月锦囊》,建阳余氏新安堂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勾栏北曲荔镜记戏文全集》和余少江刊刻的《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等三种。

  从两宋到元明,建阳地区的印刷出版业持续活跃,呈现出官府、私刻、坊刻、书院多头并举、产销两旺的繁荣盛况,尤其以坊刻最为繁盛。当时,建阳书坊的坊刻围绕学子科举考试、民众普通阅读和民众日常生活三大主题,大量出版各种层次、形式的图书,以满足民间的用书需要。

戏曲自宋元以来,即有杂剧与南戏两种文体类型,入明以后,宋元戏文一变而为传奇,中国戏曲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类型。

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是建阳戏曲刻书最繁盛的时期。现知戏曲刻本主要有:闽建书林叶志元《新刊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书林南阳堂叶文桥《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闽建书林蔡正河爱日堂《鼎镌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书林朱仁斋与耕堂《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新刻浙江新编出像题评范睢绨袍记》,余绍崖自新斋刻明无名氏撰《新刊韩朋十义记》《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余象斗双峰堂刻《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六卷,熊氏忠正堂熊龙峰刻印明代余泸东校《重刻元本题评西厢记》二卷,书林熊稔寰燕石居刻印戏曲选集《秋江月》四卷,明代殷启圣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二卷,明代熊稔寰辑《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二卷,熊氏种德堂熊成治刻《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二卷,建阳书林廷礼、刘次泉刊梓戏曲选集《玉谷调簧》五卷,建阳刘龙田忠贤堂刻《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书林刘龄甫刻《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四卷,书林萧氏师俭堂刻《鼎镌西厢记》《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以及《幽闺记》《琵琶记》《红拂记》《玉簪记》《绣襦记》《麒麟罽》《鹦鹉洲》《西楼记》《异梦记》《明珠记》等,闽建书林拱唐金魁刊刻戏曲选集《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六卷,书林陈含初存仁堂刊《刻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二卷②、潭城书林王敬乔三槐堂刻《重校北西厢记》二卷、《投笔记》二卷,书林游敬泉刻《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二卷和《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

  根据如今各种书目所记载的建本信息来看,建本的范围可谓四部皆备、无所不包,上至《礼记》《尚书》《史记》等“经史子集”,下至饮食历书、医卜星相、天文地理、话本传奇等通俗读物;大到《老子》《庄子》《荀子》等著名经典作品,小到《居家必用》《事林广记》《水天一览》等日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

1.杂剧。据统计,明刊元明杂剧插图本共有16种,其中单行本有《西厢记》《娇红记》《西游记》《昆仑奴》《识英雄红拂莽择配》《歌代啸》;合集本有《四声猿》《大雅堂杂剧》《两纱》《苏门啸》《四大痴》《四太史杂剧》《元曲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盛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从规模看,既有《昆仑奴》《识英雄红拂莽择配》《四声猿》这样的小部头,又有卷帙浩繁的《元曲选》《盛明杂剧》,不仅内容多,插图数量也甚多。

明末天启(1621-1627年)、崇祯年间(1627-1644年),建阳戏曲刻书开始衰微,这是与当地整个刻书业的衰亡密切相联的。现知的戏曲刻本主要有:潭阳黄氏存诚堂刻《红杏记》二卷,潭邑书林岁寒友刻印元王实甫撰《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二卷、唐代元稹撰《会真记》一卷、佚名撰《蒲东诗》一卷、《新刻钱塘梦》一卷、《园林午梦记》一卷③;潭阳书林杨居寀刊《新刻宋璟鹣钗记》二卷,无名氏撰《红梨花记》二卷,高濂撰《玉簪记》二卷;刘氏忠贤堂刊刻《唾红记》;闽建书林德聚堂刻《小青娘风浪院》二卷、《小青传》一卷和题为明代冯小青撰的《小青焚余》一卷;书林四梓馆绣梓《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四卷。

  让图书生产真正贴近读者,贴近民众的实际需求,贴近市井生活,满足读者了解某一领域的求知欲,不仅能带来好的社会效益,往往也能带来好的经济效益。对建阳书坊而言,践行图书贴近读者正是其取得成功并且持续数百年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居家必用》《事林广记》这一类日用百科图书的出版。原本类书的出版,旨在满足文人骚客采摘词藻丽句、检索典故成语等需要。当时活跃在图书市场的建阳出版人,对市场的行情把握研判较为准确,在了解了民众家居日用的实际需求后,将其融入书本,扩大类书的功能,变成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指南,开创了中国日用百科全书出版的先河。

从配图方式看,既有一折一图,如《西厢记》大多明刊本皆插图20幅,《西游记》每出配图一幅,共24幅,《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几乎是每折配图一幅;又有据每剧之内容来配图一二幅,如《元曲选》主要据其题目正名来配图,每剧插图2或4幅,《盛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每剧据情节配图2幅。从插图内容看,以呈现剧情为主,将文字性的故事情节以图像形式呈现出来。

到了清代,建阳刻书已接近尾声,虽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才彻底消亡,而戏曲刻书已很少了。当前可知的戏曲刻本只有一种,即清顺治间(1644-1661年)古潭广平堂刊《昆弋雅调》四卷,全题为《新刻精选南北时尚昆弋雅调》。

  大胆创新,增加阅读趣味

2.南戏。南戏与传奇之界限,众说纷纭,此处以作品产生朝代来划分,宋元为南戏,入明以后为传奇。[3]南戏插图本有13个剧目:《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琵琶记》《破窑记》《赵氏孤儿记》《冯京三元记》《东窗记》《胭脂记》《寻亲记》《金印记》《观音鱼篮记》等,其中《琵琶记》21种,《荆钗记》5种,《白兔记》2种,《拜月亭记》5种,《赵氏孤儿记》2种,《破窑记》2种,《金印记》2种,其余各1种。在13个剧目之中,有7个皆有2种以上插图本,可看出产生于宋元的南戏在入明之后颇受明人欢迎。总体来看,其插图内容主要为故事场面,插图者选择南戏文本中的关键与重要出目,配以插图,将文字性的情节转化为故事图,以辅助读者阅读。

明刊戏曲插图本考述,建本畅销的亚洲必赢626aaa.net。建阳刻书肇始于五代,兴盛于宋代,经历元代的继续发展与沧桑,至明代中后期出现了高度繁荣,明末清初开始走向衰微,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才彻底消亡。建阳刻书历史源远流长,而戏曲刻书主要出现于明代中后期,这与其发展的社会背景是有一定联系的。

  南宋时期所出版的四部要籍主要以大部头书籍为主,这类书籍纸墨精良、印制精美、字大如钱,但价格不菲,受众面不广。对于分散在城乡的众多读者来说,内容充实、使用便利、价格低廉的读本才是他们所需要的。建阳书坊针对这些大众群体,大胆创新,出版了节抄本、合刻本、汇注本、插图本等图书新品种,增加了读者阅读趣味性。

3.传奇。据统计,传奇插图本有剧目130余个,版本200余种。明代前中期的传奇创作,作品寥寥,目前还没发现传奇插图本。嘉靖后期,戏曲创作演出的势头渐趋兴盛,嘉靖四十五年新安余氏刊刻《荔镜记》插图本,中栏插图,图嵌文中,共计209幅。此为现今所知最早的传奇插图本。万历年间,戏曲创作进入黄金期,作家和作品大量涌现,佳作层出不穷,戏曲演出也欣欣向荣。在这一大背景下,传奇插图本大量出现。总体看,这一阶段现存明刊传奇插图本约有150种,即75%的明刊传奇插图本出现在此时。所涉剧目有《红拂记》《玉簪记》《玉合记》《浣纱记》《千金记》《牡丹亭》等,从当时演出记载看,皆为流行剧目,从插图本数量看,皆有3种以上,可看出这些剧目在当时之流行程度。

首先,与明代中后期戏曲的发展繁荣有关。明代初期,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在文化思想上实行残酷的控制,对戏曲的政策尤为严厉,这对戏曲的发展无疑是极大的损害,在戏曲刻书上也是不利的。明嘉靖以来,随着东南沿海资本主义性质的萌芽和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反传统精神的出现,中国社会内部出现较大变革,戏曲上,不仅民间戏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而且文人的戏曲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对戏曲的爱好和加入戏曲创作或批评队伍,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到了万历年间,戏曲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是各地声腔剧种众声竞奏,不仅“四大声腔”之海盐、弋阳、余姚、昆山腔在继续发展变化,而且还在演变中产生了义乌、青阳、徽州、乐平等许多新的声腔。二是各地演剧盛况空前,戏曲创作出现了繁荣,理论批评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国戏曲发展到此出现了高潮。随着各地声腔的发展,浙江、江西、福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戏曲发达的三大中心,而建阳地处三省要冲的枢纽地带,因其便利的交通与发达的社会经济,也成为外来声腔传播入闽的中心站。从现存的建阳戏曲刻本,其刊刻的多为当时南北各地流行的时尚声腔,如《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等,便可见一斑。

  南宋初期,建阳坊刻中首次尝试将正文与注疏文字刊于一书,对于当时的图书出版行业而言是一个重大创新。在南宋之前,古书的注疏皆为别本单行,既不实用,也不受读者欢迎。而建阳书坊出版的这种新体式书籍,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书籍汇编成一部新书,内容更为丰富,使用也更加便利,短时间内就受到读者的追捧,并迅速成为书坊招徕生意的主要卖点。整个南宋时期,建阳书坊合刊了刘叔刚的《礼记经注疏释文》、黄善夫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后汉书注》《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经典书籍。

万历传奇高峰过后,明末传奇创作仍延续着万历之余势,不断有佳作涌现。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传奇插图本有近40种,占明刊传奇插图本约20%,如吴炳《西园记》《画中人》,孟称舜《娇红记》,袁于令《西楼记》,阮大铖《燕子笺》等,皆有精美的插图本。

其次,是市民阶层对戏曲刻本需求的增长。众所周知,民间书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没有很好的消费市场,戏曲刻本的大量刊刻是不可能的。宋元时期,我国戏曲已有很大的发展,民间书坊也出现了刻书的繁荣,但一般以刊刻日用书和应试书为主,而戏曲刻本至今未能发现,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商业经济的发达和戏曲的繁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戏曲作家与批评家,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戏曲作品,市民阶层对戏曲的欣赏能力及阅读需求也大为提高。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对戏曲的阅读需求,一些书坊主强烈意识到刊刻戏曲的有利可图。他们除了刊印应试用的四书五经、儒家典籍、医书等日常用书外,戏曲也成为其刊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商业利润驱使下的行为。

  此外,在图书中增加插图,形成上图下文的版式,是建阳书坊的又一创新,也是建本的一种鲜明特色。到了明代,建阳有字号的刻书坊就有200多家,众多的刻书作坊在产业集聚、人才交流上提供了行业氛围,推动创新进程。在图书的版式上,明代建本的版画发展到了成熟期。明万历间的刻本,几乎无书不插图。建刻版画与徽派、金陵画派鼎足而立,被称为“建安画派”,图文并茂的建本成为吸引读者的一大法宝。

从插图内容看,最早的传奇插图多为故事图,在文本的关键之处,配入插图,吸引读者或引导读者阅读。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及闽建书坊刊刻的传奇插图本,带有强烈的演出痕迹,插图者似乎将舞台演出场面纳入插图之中。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至万历后期插图中的演出痕迹逐步消失,插图艺术性愈来愈高。插图除呈现故事情节外,更注重对背景细致描摹,将曲词意境融入插图中,叙事性与抒情性兼具。

而从明代中叶社会考察,没有良好的购买市场,大量的戏曲刊刻就不可能出现。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崇化里书坊街,每月以一、六日集……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④可见,来此购书的应该是来自省内外的各地客商,有的甚至运到海外出售。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各地观众对戏曲刻本的需求。

  注重营销,开展广告宣传

版本形态

其三,是建阳刻书的优越条件。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当时建阳具有资源与交通两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交通便利,为建阳刻书的运销提供方便。建阳地处被称为“闽北走廊”三大通道的交通枢纽,扼闽北水路之要冲。建阳北上,有三条路线,即杉关路、分水关路和仙霞岭路,它们是通往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必经之路,也是“建本”销往省外的主要途径。建阳城南濯锦桥下,西溪东流,北溪南下,合称双溪,有舟楫之利。杉关、分水关两条路,也在建阳衔接。麻沙刻本,像其它闽产,多由分水关路远销外地⑤。二是资源丰富,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刻书业的兴盛与闽北丰富的林木资源有关。闽北顺昌、建阳等地是福建重要林区,有大片的木材和竹林,与建阳毗邻的顺昌又是产纸之地,竹木茂盛,造纸业发达,明代“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指的就是顺昌的造纸业。建阳刻书不仅印刷用的纸张等原料相当丰富,价格低廉;而且麻沙、崇化等地生长的梨木、枣木等适用刻书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而为建阳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嘉靖《建阳县志》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书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其中的《建阳县书坊图》中,可以看到当年的崇化书坊有书林门,门外有接官亭,门西山麓有文庙,长街数里,云衢、步云、状元等六桥连接横贯书林的书坊溪两岸,周列“书林文笔”“龙湖春水”等书林十景,可见当时这里交通便利,人口密集,文化气息浓厚,市场兴旺。建阳刻书业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大规模书市,还吸引全国各地的书籍经销者麇集此地。

从版本形态看,有单刻本、选集本与别集本。

从社会人文条件看,建阳刻书历史悠久,明代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民间书坊及刻书世家。据《福建省志·出版志》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建阳人口超过3万,居民多数“以刀为锄,以版为田”,刻书作坊超过百家,共有流传至今的刻本达497种,并且出现了专卖书籍的书店、书市,约60多个。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说:“自嘉靖二十四年至明末,建本小说、杂书更如夏夜繁星,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⑥正德年间建阳县令戚雄巡游崇化时,写诗赞叹:“咫尺书林应万户,依空文焰欲腾腾。”著名的书坊有余氏勤有堂、余氏三台馆、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堂、杨氏清江书堂、黄氏三八郎书铺、叶氏广勤堂、熊氏忠正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日新堂、刘氏乔山堂等。这些书坊大都有百年以上的刻书历史。而余氏书坊的历史长达600多年,这是中外出版史上极为罕见的刻书世家。同时,各书坊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刻书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余、刘、肖、熊、叶、陈、黄等约130余家,可谓枚不胜举。建阳书业之盛,于此可见。这些书坊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而且有着较高的信誉。它们一般都拥有自己的编辑、写工、刻工、画工和印工等一套刻书的人才队伍。如此丰富的人文资源,无疑为建阳戏曲刻书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

  建阳书坊能够在图书出版的黄金时期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当时全国三大刻书中心,除了专业书籍集市的建立,还离不开建阳出版人对图书广告宣传的重视。

1.单刻本。单刻本指单独刊刻出版流通的戏曲文本。杂剧、南戏、明传奇皆有。相较而言,单刻本部头小,制作成本低,制作快捷,能及时满足读者需求,在当时戏曲书籍流通中占主要地位。

最后,明政府对刻书的审查制度相对宽松,为民间坊刻图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元明清统治者对小说、戏曲的禁令虽然始终没有间断过,但在明代中后期,对戏曲的控制出现了相对的松弛。据统计,明代刻书之盛前所未有,其刻书不下2万种,而当代著述过半数,这与刻书管理的相对松弛有很大的关系。政府对民间刻书管理的放松,无疑对小说、戏曲等通俗读物作品的刊刻也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建阳戏曲刻书也因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在销售模式上,由于建阳书坊多为家庭式小作坊,主要依赖中间商负责贩卖与外地销售,这就让来到建阳购买图书的客商多了一番选择与比较,加之当地经营印刷出版业务的堂号甚多,造成各家竞争激烈,因此打造自家特色的营销方式尤为重要,利用书名与牌记进行广告宣传就成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从现存元明杂剧看,单刻本较少,目前仅知有《西厢记》《金童玉女娇红记》《西游记》《昆仑奴》《识英雄红拂莽择配》《歌代啸》。其中《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金童玉女娇红记》分上下二卷,每卷四折一楔子,《西游记》二十四折。从容量看,其不同于杂剧传统的四折一楔子体例,因此刊刻后可以单刻插图本形态流通。此外,如《昆仑奴》四折,《识英雄红拂莽择配》四出一楔子,《歌代啸》四出,内容相对较少,也可配图刊刻流通。

  与浙本、蜀本旨在说明刊刻时间、堂号、售卖地点与宣示版权信息的广告不同,建本的牌记广告是利用书牌子所做的广告,多以重点突出、文字华丽、曲折动人为能事,如麻沙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置于目录后的牌记广告,“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近求到《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计五十七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攙木以广其传,幸学士详见焉。乾道端午识”。

南戏篇幅较长,其插图本皆以单刻本形态流通。目前所知13种南戏,其插图注重对故事情节与曲词意境的图像呈现,往往选择全剧出中关键情节配以插图,一来吸引读者,二来可提示阅读。

  而建本的书名广告直观醒目,力求以书名揭示一部图书的内在价值,多用于科考用书,对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有一定的作用。读者通过书名便能知道这本书的体例、编排、整理、编者等基本信息。

传奇,作为一种在南戏基础上发展壮大的新戏曲样式,其插图本形态与南戏基本上无区别。在明代,传奇插图本多以单刻本流通,其插图既有故事图,又有曲意图,又有合二者于一体者,明刊戏曲插图的精华及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插图本上。

  建本广告的发布者,可以说深得广告语言的个中三昧。他们在或长或短的文案中,通过文字内蕴的温度与情感,巧妙地传达了关键信息,表达了基本的销售诉求,充分发挥了广告的营销功能,成为宋元时代的商品广告最亮丽的部分。

2.选集。戏曲选集是编选者在浩如烟海的戏曲作品中择取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汇为一编以方便阅读或查阅。明代戏曲选本数量众多,据统计其数量占古代戏曲选本总数的75%。[4]149—262在如许之多的选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插图本。

  

在明代,元明杂剧主要以选集形式刊刻流传。据今所知,选集插图本有《元曲选》《盛明杂剧》《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古今名剧合选》,皆卷帙浩繁,且都配有精美插图。《元曲选》全书所选为元明杂剧,共分十集,每集十卷,每卷一剧,共百卷百剧。全书每剧附图2幅,个别有图4幅,总计224幅。其插图临摹著名画家的画法,线条细腻、流畅,极尽绘刻之工,婉丽之极,将各剧的故事情节生动地呈现出来。此书不仅容量巨大,插图数量也超迈它书,质量更属上乘。《顾曲斋元人杂剧选》原书种数不详,现存20种,每剧配图4幅,由徽籍黄氏刻工所镌,插图精美,与臧氏《元曲选》相媲美,惜原书规模今无从得知。《古今名剧合选》收元明杂剧,包括《柳枝集》《酹江集》两种。《柳枝集》选剧26种,其中元杂剧16种,明杂剧10种,每剧配图2幅,共计52幅;《酹江集》选剧30种,其中元杂剧17种,明杂剧13种,每剧配图2幅(《渔阳三弄》《替父从军》《真傀儡》《鞭歌妓》四剧各配图1幅),共计56幅。《盛明杂剧》专收明人杂剧,分初集、二集,每集30卷,每卷收明人杂剧1种,两集共60种,每剧配图2幅,共计120幅。

这些杂剧选集,尤其是《元曲选》《盛明杂剧》为元明杂剧的保存流传贡献甚巨。总体看,这几部选集皆配精美插图,原因大致有:其一,主持编选刊刻者皆是当时知名文人,如编《元曲选》之臧氏,编《盛明杂剧》之沈氏,有保存文献使之留传之意识;其二,编刻过程显示了文人趣味,晚明以来文人逐渐加入到插图本刊刻中来,他们更注重插图的精美与否,更注重对插图的赏玩;其三,这些杂剧选集的潜在受众乃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因此插图绘刻之精美与否至为关键。

戏曲选集往往杂剧、戏文、传奇单出曲文皆选,有时还会选散曲、时尚小令,其插图多为配合所选精彩出目而作,经与现存全本版本相比对,发现选本插图不时会袭自全本,真正新创的插图其实并不多。其原因应是选本多选自全本之中,在选择的同时当然也会将其插图连带“选择”,从而加快选本的制作速度,降低其制作成本。

3.别集。随着戏曲创作的兴盛,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到戏曲创作中来,于是出现了一些文人所作戏曲作品的结集,我们称此为戏曲别集。[5]

在晚明,有一些印制精美的杂剧别集,如徐渭《四声猿》、汪道昆《大雅堂杂剧》、傅一臣《苏门啸》、来集之《两纱》等,都配有精美插图。尤其是徐渭《四声猿》,据统计其插图本至少有4种。万历以来,文人参与创作传奇愈来愈普遍,且佳作涌现,于是出现了文人传奇作品结集的现象。目前所知插图本有张楚《白雪斋五种曲》,包括《明月环》《金钿盒》《诗赋盟》《灵犀锦》《郁轮袍》,为崇祯十年张楚白雪斋自刻本,每种皆于卷前插图12幅,绘刻皆精。这体现了文人对戏曲插图的重视。

据出版情况,明代戏曲插图本刊刻大致可分三阶段:

前期:明初至嘉靖年间(1368-1566年)

明初至嘉靖几近200年,今知戏曲插图本仅6种。其中宣德十年金陵积善堂刊《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乃现今留存最早的明刊戏曲插图本。此本文字86面,配单面图86幅,每面配图一幅,合“左图右史”之传统。成化年间(1465-1487年)北京永顺书堂刊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插图6幅,单面方式,插于出中。弘治十一年北京书坊金台岳家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分五卷,每卷前冠单面图一幅,书内插图为上图下文式,共150幅,犹如一部“唱与图合”的连环画。嘉靖三十二年建阳书林詹氏进贤堂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有图371幅,上图下文。嘉靖四十五年余氏新安堂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三节板,中栏插图,共209幅,左右各有诗句,以七字句为主,以文释图,概括每幅插图主要内容。

亚洲必赢626aaa.net,这一时期历时虽长,戏曲插图本数量却甚少。从出现时间看,极为分散,无连续性。即使是戏曲逐渐恢复局面的嘉靖年间,也仅有2种,二者出现时间间隔13年。这一时期戏曲插图本的数量是零星的,这与当时的戏曲兴盛局面、出版印刷状况及读者接受状况息息相关,当时的条件决定了还不具备大量出现戏曲插图本的土壤。

总体看,这些戏曲插图本的绘、刻皆佚名,较古朴粗陋。此一时期的剧坛缺乏生气,还较为沉寂,[6]21从这些戏曲插图本的面貌也可体味到此点。

中期: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

此期历时40余年,但戏曲插图本的总量却远超前期。据统计,可确定为此期的戏曲插图本有220余种。

这一阶段步入戏曲兴盛期,从创作或演出看,皆为戏曲史黄金期。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戏曲创作,书坊主及一些文人出版商积极从事戏曲刊刻出版,由此推动了戏曲插图本的大量涌现。正如郑振铎云:“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士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7]51此期的戏曲插图本也是“光芒万丈”。整体看,呈现出三个特征:

第一,刊刻地域集中。此期的插图本刊刻区域有建阳、南京、徽州、苏州、杭州,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究其原因,与这一地区戏曲文化、出版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准密切相关。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戏曲文化浓郁,在隆庆万历时期,戏曲呈现全盛之局面。从目前所知戏曲文本作者的集中地看,其作者大多活动在江南区域[8]255—260,此区域戏曲刊刻的兴盛与戏曲创作紧密相连。当一部新的戏曲作品问世后,最可能先被当地刊刻。

此外,江南地区的出版业有久远的传统。明建都金陵,至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金陵作为首都,历时53载,既是政治与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与出版业的中心。隆万时期,此处人文荟萃,成为明刊戏曲最主要的中心。建阳出版业历史久远,自宋元以降,持续时间达五六百年,书坊林立,有丰富的营销渠道,使书籍流向全国各地。徽州向来重商,加以本地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在出版业也首屈一指,更有不少徽籍书坊主及文人寓居江南,从事戏曲刊刻。苏州、杭州自宋元来文化氛围浓厚,经济发展迅速,为戏曲刊刻出版奠定了基础。

第二,参与书坊众多。此期南京为书坊集中地,曾出现50余家书坊,戏曲乃其所刊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曾刊刻戏曲的书坊有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继志斋、广庆堂、长春堂、玩虎轩等,居全国坊刻戏曲之首。富春堂是万历间较大的书坊,所刊书籍多为戏曲、小说、医书、杂书等通俗读物,今知富春堂刊戏曲插图本有39种。此外,文林阁有24种,世德堂有13种,广庆堂有15种,继志斋有19种,这四家书坊皆为唐姓坊主,惜史料缺乏,尚不清楚几位坊主间关系。这些坊刻戏曲插图各有特色,几乎成为辨识它们的重要标志。

另外,南京此时还有一些文人兼出版商从事戏曲刊刻。如汪廷讷环翠堂。汪氏为安徽休宁人,本为徽郡巨富,寄寓金陵,刻书自娱,与坊刻戏曲插图本自是不同。其刊有《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义侠记》《窃符记》《投桃记》《狮吼记》《彩舟记》《三祝记》《天书记》《义烈记》等戏曲插图本。

徽州此时著名的书坊有尊生馆、郑氏高石山房、观化轩、汪樵云浣月轩、敦睦堂等。尊生馆所刊戏曲插图本今知有巾箱本《琵琶记》,插图38幅,精美喜人。高石山房刊有《劝善记》,为郑之珍万历十年自刻,插图甚富,后为南京富春堂翻刻。观化轩万历二十六年刊《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后于万历二十七年为金陵继志斋所翻刻。浣月轩万历三十四年刊《新镌全像蓝桥玉杵记》,每出插图,颇为精致,且于凡例称“本传逐出绘像,以便照扮冠服”,也独树一帜。万历三十九年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刻《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此为戏曲插图选本。整体看,徽州此时所刊戏曲插图本在量上虽没南京多,但质上却颇为精致,有的还被金陵书坊所翻刻。

建阳在此期书坊林立,戏曲、小说插图本皆有,相较而言,戏曲插图本似不太受建阳书坊重视。今知戏曲插图本有45种,其中《西厢记》9种,插图选本13种,《琵琶记》4种,传奇19种。建阳出版业兴盛,但并非当时戏曲创作中心,故其刊刻多侧重《西厢》《琵琶》等传统名剧。重视戏曲选本刊刻也是其一大特色。在建阳书坊中,刊刻戏曲插图本最享盛名的书坊是萧腾鸿师俭堂,据统计刊有11种,插图多为刘素明所镌,精致美观。

苏州地区、杭州地区的戏曲插图本在此期还较少,不过已显出其追求精致的特征。容与堂所刊一系列插图本及陈与郊自刻插图本,预示着启、祯间苏杭地区插图的精致。

第三,插图风格多样。以往版画史研究者,多以地域风格来考察版画插图风格,其实这很难概括每个地区的插图风格。具体而言,金陵地区的富春堂、世德堂插图多以大型人物为主,人物动作有明显的舞台演出痕迹,不重视插图背景描摹,用笔粗壮,画风粗犷豪放;同时又有汪廷讷环翠堂插图富丽堂皇,纤细入微,异于富春堂、世德堂之粗豪。建阳地区此期的戏曲插图,也有粗豪与精美之分,如刘龙田乔山堂所刊《重刻元本题评西厢记》,插图人物形象突出,背景仍做简单处理,[9]书林杨居宷所刊《红梨花记》、爱日堂刊《八能奏锦》皆刻画细腻。徽州地区所刊也如此。从中可看出,插图风格粗豪与精美并存,纯粹以地域划分,其实并无实际之意义,况且各地区间还会有交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局面。其实,从中可看出戏曲插图正在迈向精致化之路,在下个阶段会有明显表现。

后期:泰昌、天启、崇祯时期(1621-1644年)

此期金陵、徽州、建阳虽仍有戏曲插图本出现,但颇引人注目的是呈一枝独秀态势的杭州地区,吴兴版画群异军突起,尤以凌、闵所刊朱墨套印插图本声名远扬。戏曲插图本愈益精致,与戏曲文人化、雅化基本同步。据统计,可确定刊于此期的戏曲插图本共有70余种。特征有三:

第一,名画家、名刻工的加入。此期不少声名卓著的大画家,参与戏曲插图制作,提升了插图艺术水准,从而产生了更多佳作。如崇祯十二年武林刊《张深之正北西厢记秘本》,陈洪绶绘图,项南洲镌刻,有崔莺莺像一幅,其余五幅据情节而绘,以人物为主,构图设计极具巧思,匠心独运。其中第二幅所绘为“目成”,在僧人旛幢引领下,张生、老夫人、莺莺与红娘迤逦而行,崔张二人正心领神会、心照不宣,构思奇绝,乃名画家与名刻工珠联璧合之作。除此外,还有王文衡、陆武清等画家,黄一彬、郑圣卿、刘杲卿、汪文佐、洪国良等名工,共同合作,创作出了一批精美的戏曲插图。

第二,文人主持刊刻。戏曲插图本由文人主持刊刻,更为重视其精美与否。湖州乌程凌、闵作为“半儒半商”的出版家,共刊10种戏曲插图本,分别为《西厢记》《拜月亭记》《琵琶记》《会真六幻》《红拂记》《北红拂》《红梨记》《牡丹亭》《邯郸梦》《南音三籁》,大多由画家王文衡绘图,名刻工黄一彬、刘杲卿等参与镌刻。

第三,新形式的采用。插图形式及构成出现了新变化。崇祯四年延阁主人订正的《北西厢记》插图一改往日常见的单面方式或双面连式,首先采用外方内圆的月光式插图,如镜取形,灵巧可喜,成为此期戏曲插图形式上的创新。另外插图往往会出现副图,与剧情毫无关联,这也可视为插图的形式创新。可以说,明刊戏曲插图在明末最终走上了精致化之路,文人雅趣完全融入戏曲插图之中,给后世留下了戏曲插图史的辉煌。

明刊戏曲插图本的大量刊刻,是明代出版史与戏曲史上之典型现象,其背后有着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首先,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促进了戏曲的阅读。大致而言,戏曲史由演出史与阅读史构成。明刊戏曲插图本主要用于阅读,其对戏曲史的意义体现在案头阅读。就读者而言,在戏曲插图本中,作为图像插图具有直观性、可感性与形象性,能发挥辅助阅读的功能,可对故事情节加以形象地说明从而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崇祯间《想当然·成书杂记》云:“是本原无图像,欲从无形色处想出作者本意,固是超乘,但雅俗不齐,具凡各境,未免有展卷之叹。”[10]1190其制作插图之目的乃帮助读者“想出作者本意”,免却“展卷之叹”。

就书贾而言,明刊戏曲插图有重要的促销功能。与无插图戏曲刊本相较,插图本无疑会受到读者与市场的青睐。可以想象一下,在江南的某个书肆中或书摊前短暂驻足的顾客,随手拿起一本戏曲刊本来翻阅,在这片刻的翻阅过程中,文字的精彩与否着实很难判断,这时,吸引他眼球的极有可能是书中的插图,往往是插图的有趣抑或精美打动了购买的心弦。正如天启乙丑武林刻《牡丹亭还魂记·凡例》云:“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故不惮仿摹,以资玩赏,所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11]若无插图戏曲刊本便会滞销,可见插图之促销功能。

明中叶后,戏曲的案头化倾向严重,戏曲语言典雅化,不太适宜舞台演出与观众观赏。李渔云:“《牡丹亭》、《邯郸梦》得以盛传于世,吴石渠之《绿牡丹》、《画中人》得以偶登于场者,皆才人侥幸之事,非文至必传之常理也。”[12]67指出其剧本之语言不易让人理解,不宜于演出。其实,晚明汤显祖、吴炳的剧作皆有插图本,其传播除场上演出外,还可通过阅读来传播。插图本的制作愈来愈精美雅致,促进了戏曲文本阅读。案头化的戏曲虽不可或极少上演,但会通过阅读被传播接受。历代曲论者对戏曲案头化与文词化多有批评,在于他们往往仅看到了戏曲作为场上艺术的一面,而忽视了或不愿承认戏曲文本的可读性。戏曲插图本正可促进戏曲文本尤其是所谓“案头本”的阅读。正如浦安迪所说,16世纪附有精美插图、评论性的序跋和详尽眉批夹注的戏曲善本,有力地证明了剧本由供人演出而变为有钱士绅案头赏玩的读物。[13]29当时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可以帮助人们阅读欣赏,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戏曲的传播与接受。

其次,插图本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在发生学意义上而言,文先出,插图后出,插图创作者在绘制插图时,其实是进行二度创作。在作为文本的剧本内容的制约下,画家依据自身的独特理解与图像语汇来阐发剧本的内在意蕴。

在戏曲插图本中,戏曲插图是画家据其知识结构和理解水平绘制的,每幅插图是对某部分文字的集约化概述,不同的画面构思透露出其对剧情与主旨的理解,当所有插图联合而构成图像序列时,插图对文本的再现就具有了独立意义,插图内部往往注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因此,当插图本进入读者视域时,这些理解最终会通过物质形态的书籍传递到当时读者的阅读活动之中,其对剧本的阅读已是二次接受了。因此,由剧本到插图本到读者,插图本的介入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了新的接受。

在明刊戏曲中除我们所熟知的《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有不止一种插图本外,还有数目可观的剧目有不止一种插图本刊刻流通,笔者称此现象为“一剧多图本”。此现象主要集中在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末,体现出了不断以“插图”的方式对经典戏曲文本重写与咏叹的民族特性。在这一过程,同一剧目的不同版本插图本共同阐发了剧本的内在意蕴。

最后,插图之演变意味着戏曲的雅俗之变。在明刊戏曲插图本的发展历程中,插图在位置、形制、内容、功能等方面皆发生着演变。具体而言,插图之位置从剧中转向卷首,插图与剧本愈益疏离;插图形制历经从上图下文式、嵌入式、单面方式、双面连式到月光式之转变;插图的故事性逐渐减弱,抒情性越来越强,且逐渐具有独立之艺术赏玩价值;插图之装饰功能愈益凸显,导读功能、促销功能愈来愈弱,插图的独立性增强。在此变化背后,昭示了如此事实:戏曲剧本读者群从低层次市民转向文人读者,对戏曲的欣赏也倾向于曲文,戏曲逐渐迈上雅化之路。在此过程中,《西厢记》与《琵琶记》逐步确立了其经典地位。[14]

总之,大量精美的明刊戏曲插图本被刊刻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与戏曲史上的典型现象,其戏曲史意义主要体现在案头阅读。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明刊戏曲插图本的大量生产离不开出版业的繁盛,正是有了晚明出版业的繁盛,才会有大量戏曲插图本的产生,从而为戏曲剧本的阅读提供物质基础。通过对明刊戏曲插图本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在戏曲演出史之外,还有一个戏曲阅读史,而戏曲阅读史的建构及其中的一些细节还需要今后的继续追索。

原文参考文献:

[1]鲁迅.北平笺谱序[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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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敢.说戏曲别集[J].东南大学学报,2006,.

[6]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7]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上海:上海书店,2006.

[8]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祝重寿.刘龙田刊本《西厢记》插图的再认识[J].装饰,2003,.

[10]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

[11]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M].四卷,明天启五年梁台卿刻《词坛双艳》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2]李渔.闲情偶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13]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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