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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必赢626aaa.net】看看何人正着力艺术圈,今世艺术

2019年4月19日 - 美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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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著名艺术策展人张颂仁到大汤坊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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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ArtReview》(艺术评论)在深秋发布“艺术权力百人榜”(Power
100),历数一年中全球艺术界巅峰人物。相比往年发布时间总在11月,今年的榜单出炉更早。10月22日,《ArtReview》在其网站发布了2015年“Power100”,并分析了这100位艺术大佬的上榜原因。

造物与空间——中国当代漆艺学术提名展

张颂仁 摄影/桑田

张颂仁,艺评人兼策展人,香港汉雅轩画廊负责人。自1980年代后期,张颂仁致力推动前卫艺术,通过参与策划大型国际艺术展览而提升了中国前卫艺术家的国际地位,策划的展览有:《后八九中国新艺术》,《追昔:中国当代绘画》,《Faces
and Bodies of the Middle Kingdom: Chinese Art of the
90’s》,《文字的力量》(台湾省立美术馆及美国,1999),2001年策展《临街的观照: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香港馆展览》
代表香港首次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在台湾的展览包括2001年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水的威胁》。2003年9月在布拉格开幕的《幻影天堂:
中华当代摄影集》 是其最近策划的重要展览之一,
展出超过40位当代中港台艺术家。2004威尼斯的年度《开放》国际雕塑展邀任为策展总监。

《ArtReview》总部设于伦敦,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类杂志之一。“Power
100”是该杂志长期运作并颇具权威性的一份榜单,试图盘点世界范围内对艺术具有重大推动力的人物。今年,杂志邀请16位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共同以匿名投票方式选出100位上榜者。值得注意的是,《ArtReview》的创办宗旨是:“主要致力于推动世界当代艺术的发展,扩大其传播范围。”因而,这份榜单所聚焦的,也是当代艺术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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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定制中装的张颂仁一派仙风道骨风范,他是香港艺术圈里着唐装的第一人。用毛笔字记录日常生活的习惯,让他多年来一支自来水毛笔始终不离上衣口袋,如今对西方标准不屑的他,曾经是标准的美国派。

英国著名艺术杂志《Art
Review》在2002和2003年的“世界艺坛一百名顶尖人物”评选中,曾两次将张颂仁列入名单。上榜人物包括了美术馆馆长、策展人、艺术家、设计家及建筑师,其中亚洲人只占两席,分别是日籍建筑师Tadao
Ando及香港策展人张颂仁。

亚洲必赢626aaa.net 4位于榜首的伊万·沃斯

张颂仁

编者按:经张颂仁挖掘推向西方平台的艺术家,个个赫赫有名,像如今当代艺术中卖价最高的“四大天王”中的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而他自己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标准,始终是不屑的。他总是在反问—为什么向前看才是先进的?当代艺术的视角为什么不能是向后看的?

张颂仁一手开办的汉雅轩画廊(Hanart TZ
Gallery),创立于一九八三年,为来自中港台三地的实验性艺术举办展览,并推出众多备受国际认同的艺术家及举办其个展或国际展览,
如徐冰、谷文达、方力钧、张晓刚、王广义等等。

沃斯夫妇取代高古轩位列榜首

当代艺术下的传统灵魂

【亚洲必赢626aaa.net】看看何人正着力艺术圈,今世艺术。经张颂仁挖掘推向西方平台的艺术家,个个赫赫有名,像如今当代艺术中卖价最高的“四大天王”中的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而他自己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标准,始终是不屑的。他总是在反问—为什么向前看才是先进的?当代艺术的视角为什么不能是向后看的?

现在张颂仁的头衔有香港汉雅轩艺术总监、杭州中国美院顾问、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董事会主席、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亚洲艺术顾问等等,一支雪茄、一杯茶,在汉雅轩不远的茶楼里和我们闲聊,据说这个茶楼是他的一个朋友开的,古色古香,墙上挂的,桌上摆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当代艺术作品,好像进入了一本当代艺术的图册中。

艺术圈风云变幻,百人榜榜首也如走马灯般变化。豪瑟&沃斯(Hauser&Wirth)画廊的掌舵者伊万·沃斯与曼努埃拉·沃斯夫妇今年首次夺魁。这是一家老牌当代艺术画廊,1922年在瑞士苏黎世创立。这家画廊最近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是:当代艺术家张恩利曾于去年1月在该画廊的伦敦分部举办个展。

香港汉雅轩及张颂仁

香港时髦地标W酒店大堂,一派夜生活的迷离灯光。身穿定制中装的张颂仁仙风道骨地端坐在香艳的沙发上,喝着普洱,倒也怡然自得,不觉突兀。

关注当代艺术,源于文化策略

关于豪瑟&沃斯画廊,《ArtReview》的评论这样说:在过去14年的评比中,豪瑟&沃斯画廊最好的成绩是排在第二位。而高古轩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具价值的画廊(该画廊在2004年和2010年占据榜单首位)。但今年这样排名是因为:豪瑟&沃斯画廊在艺术推广以及艺术品销售上走出了创新的模式,这一点足以扩大这家画廊的影响力。在艺术圈中,经纪人总希望将手中的作品卖出更高的价格,而藏家所希望的是自己受到更为隆重的对待,而不是仅仅被视为”匿名买家“。豪瑟&沃斯画廊的两位主人看到了这一切,他们努力将销售艺术品变成销售一种生活方式。

与一般的商业组织不同,文化及艺术机构不仅需要一个可持续运转的经营模型,创办人对于文化价值的判断与取向、个人的理念与创意,往往是机构成长过程的关键。

曾经跟随张先生做过3次访问,跟随他疾步如飞地穿越中环的银行、铜锣湾的商厦,习惯他以古朴的装束在时髦的都会之间穿梭,想来这是他事业最好的写照。张颂仁,汉雅轩画廊的主人,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收藏市场的重要中间人。

EO:您5月份去了北京的画廊博览会,感觉如何?
张颂仁:组织得还不错。它的内容不算是特别权威,但在组织上和宽度上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是说很多不同国家的画廊都来参加,慢慢就会带一些新东西来。那次我是和一个法国画廊合作去的。

豪瑟&沃斯画廊在苏黎世、伦敦和纽约都有分部。今年,他们又在一座不起眼的西部小镇布鲁顿开了一个分号。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家画廊,也可视为一个综合体,风景秀美的花园、一所培训学校或是一个艺术家聚落。在这个园区里,还有餐厅和商店。经过9个月的运营,画廊已经接待了10万名顾客。这对一个常住人口仅有3000人的小镇来说,无疑非常不简单。下一步,豪瑟&沃斯画廊还将在洛杉矶开设一家9300平方米的艺术空间。这个空间将由洛杉矶最有影响力的博物馆策展人保罗·舒密尔(Paul
Schimmel)负责。他将把空间营造成一个集雕塑展馆、书店、酒吧和餐厅为一体的空间。对于一家画廊,这样的做法看上去有些大而无当。但豪瑟&沃斯自有其想法。正是这样一种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深度介入,让豪瑟&沃斯能够代理这个时代的很多重要艺术家,比如皮埃尔·惠更斯、亨利·莫里、伊娃·黑塞以及张恩利等等。

自1983年成立以来,汉雅轩的发展历程就与张颂仁先生个人的文化视野和艺术追求浑然一体、相互促进。张先生对于整合两岸三地中华文化圈的自觉意识,对于从文化策略上把中国艺术推向国际舞台的远见卓识,以及因参与文艺界不同面向的工作而具备的多重文化身份,致使他的文化事业能够不局限在“当代艺术”的框架内,而是反过来将其视为自身整个事业的组成部分,以更为宏观的目标来规划目前的当代艺术项目。理解了张先生的这些理念和目标,或许有助于我们回顾汉雅轩这27年来所做的事情,考察这个名为画廊、实则扮演着中国当代艺术推动者和文化潮流策源地的重要华人文化机构的贡献与地位。

中环地界,商务大厦丛林中的汉雅轩画廊。一个古朴的中文名字,背后是如今行情火爆的中国当代艺术最早的策展源地,亚洲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起点。二十年来,如今赫赫有名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这里,通过张颂仁的推荐、帮衬,走向他们向往的西方平台。

EO:你那次去了之后觉得大陆画廊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和国外画廊在运作、管理上有没有什么区别或是差距?
张颂仁:区别主要在于艺术家和画廊的合作关系。在西方,艺术家就算和画廊签了约还是可以赖皮,但是中国就不一样,合约方面比较严格。我现在手上没有什么签约艺术家,大家愿意合作就合作。开画廊关键在于要有好的作品。但是即使不是很严格的合约关系,我和艺术家之间还是会有其他形式的合作。比如他在这个地方办展览,肯定是我来代理他;我办国际活动如果用得上的话,他也会提供比较好的作品。就像这样。所以也是相对的。就是说你办有意思的展览的话,艺术家也会有兴趣来投入。

值得玩味的是,前十名中的8个席位都被画廊主与策展人包揽。这份榜单似乎预示着这样的道理:在艺术圈中,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并非那些在艺术品上签下名字的人物,而是展览与交易的“后台”。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家往往很少进入“前十”。今年也是如此,前十名中仅有两位艺术家。艾未未位列第二。生于塞尔维亚而在纽约生活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位列第八。上一年位列第七的杰夫·昆斯,今年跌到了第14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汉雅轩成立的时候,张先生曾试图在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与西方当代艺术之间寻求契合点,主要推广传统书画和新具象绘画。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把目光投向因较前者而言更具备时代根源,因而也对当代观众更有冲击力的中国前卫艺术。到了90年代,他通过在欧美自费举办关于中国前卫艺术的跨地域展览,把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摆在同一个平台上,力图为国人解除“自己不及西方”的“心魔”。而许多参展艺术家的名字在日后逐渐享誉国际,这些展览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西方世界及国际艺术市场的潮流。新千年以来,一方面继续着汉雅轩的营运,作为其各项文化事业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张先生心中关于历史和传统问题的份量越来越重,进而使他把工作重心转到了“恢复中华文化魅力”的长期工程上,其中包括了从物质和日常空间上,换句话说,从仪礼和器物上,增进当代人与传统文化交流的尝试。而为了打破中、西方二元对话的固有模式,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另一个参照系,最近他启动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举办印度当代艺术展,筹划中、印文化学者之间的学术论坛。

而如此的张颂仁一直有的是一颗复古的心,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标准,始终是不屑的。他总是在反问——为什么向前看才是先进的?当代艺术的视角为什么不能是向后看的?

EO:你在选择艺术家和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原则或者说个人偏好?你怎么定义好的作品?
张颂仁:艺术完全是个人偏好,完全是主观的、不客观的。所以很难说什么是好和不好。当然也跟潮流有关系。比如说现在中国的艺术家,我也想不到会红到这个份上,比如刚才看到的方力钧他们,我能感觉到他们很重要,他们能够代表90年代那种新的潮流。但是那个潮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是超越了一般美术上的判断。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强弱就很重要。一个比较弱势的国家中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卖到1万美金;但是同样状态下的一个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就卖到100万美金。所以国际潮流没有这么容易在自己文化圈之外建立起来。比如说你在纽约的美术圈做了一个很棒的作品,除非你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否则人家只会觉得你好。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定位你。你跟他们的历史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话他们会觉得你是在学习他们,觉得你是一个附庸品,不是原创的艺术家。你要想成为一个原创的艺术家,就得在一种思潮开始时就一起在互动,要起一种引导作用。

亚洲必赢626aaa.net 5英国西南部萨默塞特郡的豪斯&沃斯画廊分号

2010年5月底,汉雅轩于香港新界葵涌工业区的Hanart
Square正式启用,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为宽敞、自由的创作与展览场地,继续探索和开拓香港艺术空间的可能性。

张先生是香港艺术圈内着唐装的第一人,“以前觉得穿中装像老夫子,不利于去追女孩子。等到结婚那年,觉得没所谓了,可以穿了。”十多年前张颂仁彻底更换了自己的衣橱,告别西装,拿着二十年前的“上海料子”找裁缝做衣服,又为正宗的中装裤子九分的长度去配了最合适的软底鞋,打造了如今让他舒服的造型。

EO:你是怎么会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兴趣的?
张颂仁: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自己毁坏了自己文化的年代,所以那种冲击力是特别强的。从60年代整个中国生活文化受到侵袭。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来讲是没有地位的,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必须要去纽约,在纽约成名;但那只能是手段,艺术内容靠那样是不会成功的。所以那种做法在策略上是错误的。我主要是从文化策略上来看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推动有中国本身价值的东西。所以80年代我推动一些香港和台湾的艺术家都是找一些可以和传统艺术精神有一些脉络的艺术家。可是我后来涉猎中国的艺术家时发现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的阵营。一个是纯国画系的艺术家,那个年代,我觉得太脱离生活现实,太薄弱。另一个是叛逆性比较强的前卫艺术家。我觉得在中国那个推崇现代化、现代精神的年代倒是他们的创作姿态应该更有根源一些。所以我到80年代中期留意的都是一些这样的艺术家。其实他们并不是纯粹地叛逆传统,而是一种彻底思考的叛逆,有代表性的比如谷文达、吴山专那些人。

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当代艺术

《画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逐渐获得关注以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论述话语权似乎就一直掌握在西方手里,至今仍制约着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关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唤醒”传统文化

掌握创作的发言权

《ArtReview》表示,今年的榜单同样反映了当代艺术全球化的进程。随着当代艺术的勃兴,越来越多西方艺术生态链之外的人进入了视野。因而,从这份榜单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兴艺术力量。

张颂仁:如今,整个所谓“现代艺术”和“艺术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整套艺术创作的“计划”或者说“走向”,基本上遵循着西方的这个一元化的模式。如果你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来看,所有的非西方国家,无论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根据这个模式来重新描述历史,看待过去,他们在讲述自己的现代艺术的时候,是怎样描述自己的呢?你看所有这些国家的现代美术馆,可以看到大家都用一种风格史的方式来划分时代。这种风格史的划分方式本身就是受到西方模式影响的产物。用风格来拟定艺术,表示它们是通过不同的艺术创作语言来拟定艺术进程的不同阶段的。所以现在更加核心的问题是,到底风格论述是不是一种“唯一正确”的书写艺术史的方法呢?当然,这也牵扯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要考虑所谓的“另类现代性(alter-modernity)”是否只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现代性”这种说法本来就是一种“一神教”。

上一次见张颂仁,他买了一把自来水毛笔,广为散发给普通人,然后,回收他们普通的生活“字迹”,留下这个电子时代的“墨宝”。

EO:我很好奇的是,在我看来一般做画廊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但您同时还在做亚洲艺术文献库这样为了推动艺术研究的东西。
张颂仁:现在我们大家要走的潮流其实都不是我们所创建的,都是美国人和欧洲人通过很强势的宣传,还有很专业的学者根据他们的要求推出学术的思潮。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动向。可是他们这种动向慢慢影响了我们的创作。不仅这样,现在如果我们不掌握自己创作的发言权和解释权,都会给西方人拿去解释。就像五、六年前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对一张张大千画的争论风波。那时候美国人说那是假画,是张大千画的;中国学者说那肯定至少是北宋时的画,肯定不是张大千画的。其实到最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那到底是不是张大千画的画,而是一场学术权力的斗争,就是到底是美国人说了算还是中国人说了算。现在没有人在做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可是我知道美国的几所大学都在非常积极地收集中国当代艺术的资料。还有日本早在80年代就开始收集整个亚洲当代艺术的资料,而且还不让外人看,他们有特定的一个美术馆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当时发起这个亚洲艺术文献库就是想找一个地方来争夺学术发言权。不可能我自己做,因为我是做画廊的。所以让杜泊贞来做。她是一个学者,而且人也正直。这个亚洲艺术文献库是为亚洲当代艺术营造一种将来学术权威的基础。因为做学术首要的是资料,有大量资料的话就可以吸引好的学者来。学者在哪里做了工作,其实往往就变成了那个地方的贡献。可是我又不愿把它做得很地域性,所以我们这儿是全免费、全公开的。因为我现在没有一个学术机构,纯粹是资料库,所以如果美国大学来这研究的话也可以得到资料。但是至少它立足于这个地方,是作为一个学术机构的基础。

来自喀麦隆的策展人光洋(Koyo
Kouoh),被认为是非洲国家中对当代艺术最为有力且热情的推动力。今年,这位策展人的名次是73。黎巴嫩的策展人克里斯汀·托梅(Christine
Tohme)也进入了榜单,排名74。这不仅是因为她将是2017年沙迦双年展德尔策展人,也因为她在黎巴嫩当代艺术发展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优秀的韩国画廊主何贤秀丽(Hyun
Sook
Lee)首次入围榜单并位居82名。印度艺术家及画廊主也首次登陆这份榜单。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 )和孟加拉国收藏家纳蒂亚(Nadia)也首次上榜,分别位于第86和第81。

《画廊》:法国策展人Nicolas
Bourriaud关于“另现代(alter-modern)”的提法或许恰恰忽视了话语权的问题,忽视了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一直是一种西方的知识/权力体系,因而很值得怀疑。

如今,他和他的画家朋友胡项城在江苏金泽盖了一片真正看得见“传统”的房子,在这里做一个民间乡村生活的实验。“整片建筑表达着胡先生对江南建筑造型的想法,做得很有趣。”很多年前,张颂仁和朋友就希望能够恢复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因此在这里,他们做过寿筵、婚礼、元宵节灯会、古琴雅集……希望一方面恢复传统形式,一方面通过建筑空间的关系把现代生活带回传统氛围里面去。

EO:中国画廊现在刚刚起步,您觉得中间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做才能发展成为像西方那么成熟的行业?
张颂仁: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做画廊也没有那么专业,我也是个小作坊的做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画廊和艺术家一样,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声、自己专业的权威性建立起来,才有好的艺术家跟你合作。那么怎样建立这样的专业权威呢?首先在于你办展览时的文化性,办展览时对整个艺术圈的影响,还有做展览的水平。因为所有关于架构、签约、合同、怎样卖东西、怎样推动那些都是次要的,就像股票市场,一支股票的经济系统再好,关键还是要看那家公司本身经营得好才行。说到架构,说实在的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所以还是需要一些受过商业训练的人来做。

参与这次评选的16位评委视野宽广。他们还首次将目光放到了艺术圈之外的地方。比如在艺术批评、规范建立以及为艺术家提供维权服务这样的方面,那些作出了贡献的精英人士同样得到了肯定。这一次,艺术家西托·斯图尔(Hito
Steyerl)、西亚斯特·盖茨(Theaster Gates)以及瑞克·罗伊(Rick
Lowe)就因此上榜,他们分别位列18、38以及89名。

张:到现在为止,从整体形势上看,艺术交流的平台在西方,整个话语方式也是西方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艺术交流反倒一直是通过西方的平台来互相对话的。比如说以“威尼斯双年展”为例,所有非西方国家之间所作的交流都不是直接交流,都是通过西方平台来交流的。大家都习惯了要有一个交流平台,都忘记了不通过西方来直接交往是什么样子。

对于一个一直在现代都会中生活的人来说,张颂仁并不掩饰对美好农村生活的想象,而他希望把这种想象的特质在人群中传递。“在金泽的房子里,时空会感觉更深远,因此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想象,想象农村、想象古代……要不然我们的想象很狭窄,老是在想象当代全球化的意义是什么样的,老是在揣摩西方的思维是什么样的。”

EO:除了汉雅轩负责人的身份,你还策划过很多展览,您觉得您现在做的事情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会有影响吗?
张颂仁:没什么用的,说实在的,顶多有人多买两张画而已。我倒觉得比较关键的还是,80年代到现在的事情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我从80年代中到最近在欧美办的展览全是非谋利的展览,也大部分是我自己出钱做的。从80年代开始,我觉得中国文化在艺术界里最需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是让中国的东西在西方的当代平台里头被大家接受。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为了把东西推出去,而是为了消解自己的“心魔”。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艺术界嘴巴讲得很硬,心里面是很虚的,有种自卑感,还是追英赶美的那一套,嘴巴上很硬,其实心里很自卑,觉得别人才是对的,我们要追上去。那么要消除这种自卑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在人家同样的平台上出现。就是要解决这个“心魔”。所以我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工作就是要让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重要的国际舞台上跟西方的所谓高不可攀的艺术家在同一个平台上出现。你一定要走到这一步,才会重新想我自己要做什么。那个工作我觉得是有意义的。90年代中期以后的关键则是重新思考历史。不管是很前卫的艺术也好,很保守的艺术也好,最重要的题目是怎么样面对历史。面对历史包括各种思考,包括反叛性的,包括传承性的,我觉得西方的那一套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可是我们现在很急速地把我们本来还有一些记忆的东西消灭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再走新的路。要是我们的东西本来就不好那就算了,可是我们有好多东西一个我们可以重新再用,还有呢要是我们老是跟着别人屁股的话,做到最好我们也只是第二。你要比别人好的话,你要走另外一种做法。只能从自己的经验、从别人没有的经验出发。世界美术有很多不同的脉络,书画这个脉络就没有用得很好,所以现在大家会觉得书画很没落,都是比较保守、差一点的人在做,这其实是不对的。我最近这一两年在做关于书画的一些展览和学术上的一些研究,我主要在浙江美院那边做这个事情。

亚洲必赢626aaa.net 6艾未未位列今年艺术权力榜第二

《画廊》:这或许就是您启动中、印当代艺术交流的其中一个原因吧。说到艺术平台的问题,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西方世界的重要媒介,那么在接下来中、西方当代艺术交往的宏观结构上,您认为香港会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当代艺术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任务、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在张颂仁看来,把和整个社会、整个文化基因有比较深厚的根源性的东西唤醒,是当代艺术的一项重要任务。“不单单是往前推,我们可以回到根源,可以向后走。因为往前推这种描述办法,已经假设历史只有一个单方面的出口才是对的。”他认为,其实,所谓“往前往后”没有对错,只是一个描述,可能向“前”的反而是向“后”的。“现在大家开始谈绿色革命、谈环保,要是从人定胜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向后么?”

作为策展人,我有一个摄影展9月初在赫尔辛基举办,上个星期刚刚结束。往后两年我想推出一些关于书画的展览,我还是文化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些。还是策略问题。要想把中国书画的地位提高,只有把它放到大家眼睛都盯着的权力舞台上。现在权力舞台就是那些当代美术馆和国际活动。这些活动都不会沿用传统书画的,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办法把这个做成。唯一问题是我手上没有很多作品,所以我做成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商业好处。

6位中国艺术人物入围

张:香港是一个进入西方的更为直接的通道,双方也有比较深厚的渊源,所以现在香港占了这个优势,刚好就担当了一个中、西方交流的非常适合的平台。香港的优势地位在于它直接面对西方,有一些中国内地没有的条件,尤其是那种对于西方世界的了解是远远超过内地的。香港的整套经营模型,整个平台运作方式,都是西方的。尽管中国内地艺术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从大形势来看,在中、西方之间还是要通过香港作为当代艺术的主要市场。因为在中国内地作跨国艺术品买卖太麻烦。例如一些国际画廊在中国做交易的时候,又或者把作品卖给中国客人的时候,大家会考虑倒不如在香港交易最方便。所以既然现状如此,大家愿意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我们就应该利用这个优势。

还好,大环境已经改变。三年前在中国要找一个楼盘跟中国生活有关系是找不到的,找一个跟幻想罗马时代、美国富豪、欧洲小镇有关的楼盘,到处都是,大家都在向前方的西方现代化世界张望着。现在各地略有些零星的楼盘在构筑徽派特色、江南风景……帮助大家想象什么是中国古典的好生活。

文化事业到底跟其他商业还是不一样,不是一种企划的做法就可以解决了的,主要还是一种价值的判断,还需要创意的推动。创意推动还是非常需要个人的。你看苹果没有Steve
Jobs根本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文化事业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创意的东西就只会变成一个卖店,卖店慢慢就会衰落。

在今年的“Power100”中,共有6名中国人入围,比去年少1人。第一财经通过对比两份榜单发现:2014年与2015年入围榜单的中国人几乎是同样面孔——除了去年入围、今年未进入榜单的张颂仁。张颂仁为汉雅轩画廊总监,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推手,但去年陷于“偷画风波”,引来诸多争议。在刚刚结束的香港秋拍中,他将自己收藏的26件朱铭雕塑上拍,最终售出19件。

《画廊》:那么对于目前正在逐步建立的中国内地的当代艺术市场,您怎么看呢?

“现在大家已经不觉得西方生活是我们的全部标准,很多人开始质疑这个事情,而20年前西方现代化还是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张颂仁说,这一方面是中国慢慢发展强壮,我们需要建立“中国思维”;另一方面我们也有意识地了解自己跟别人是不同的。

上榜的中国人包括:艺术家艾未未、维他命空间创始人张巍和胡昉(56位)、常住纽约与北京的收藏家张明(71位)以及周大福第三代传人、K11艺术基金会创始人郑志刚(76名),和香港亚洲文献库创始人之一徐文玠。

张:当然,目前中国内地艺术市场的现状还很混乱,因为整个管理体系缺乏公信,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们说它混乱,就是因为我们拿西方的美术体系标准来衡量。不过世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形势都是会转变的。主要看这个舞台由谁来主宰。说不定将来的形势会完全不同。

数年前,他随意收集一些民间手迹,来保留电子年代的手书痕迹,而如今他在考虑书法手迹的展示平台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现代艺术的舞台并不是中性的平台,本身就有倾向性。最早出现这个问题是在一个展览厅里面同时陈列书法和油画,感觉油画总是占优势。空间让作品本身有优劣高下,所以说这个空间是有指向性的,不是中性的。”

今年,艾未未拿回了自己的护照,并获准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现代艺术展。张巍和胡昉的维他命空间是一种新型画廊。《ArtReview》认为,这家画廊既是一个艺术空间,也是一个商业空间。这家画廊在当代生活与传统、地域与环境、日常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创作与生存的新路径。

《画廊》:香港作为国际艺术贸易中心的地位如今备受认同,但香港是否也能努力成为艺术创意与生产的中心?汉雅轩近年来也致力于支持和推广香港本地的青年艺术家,您如何看待香港本地的文化艺术发展?

他想让大家觉得书画也是很高尚的、很有分量的东西,这就要去调整、改变现在的平台,这在他看来是当代艺术要思考的东西。“所谓‘当代艺术’,每一个文化人就应该在他身处的环境建立一套当地的当代文化的题目。”

亚洲必赢626aaa.net 7郑志刚正忙着寻求与国际机构的更多合作

张:香港作为世界上一个有名的大都市,人口这么多,这么复杂,不可能艺术创作是弱的。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没有好作品,而是问香港为什么好作品不多,不够更加丰富?为什么香港文化生活这样单一化?当然这十年来已经比以往丰富了很多。但是热闹的都是一些进口的大节目,本地的东西我想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过所谓“创意产业”,是讲产业,不是单单讲创意。文化是不是这么简单的能够成为一种产业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有文化的都市,大家不是首先把文化变成产业,而是先把文化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生活化了的文化,才最有可能不会一下子用光。当然我觉得机会还是有,文化和创意最重要是有空闲,有时间,第二就是有一定的资源和平台。现在资源是有的,但是时间和平台香港都很缺乏。

发现印度

张明是泰特美术馆国际理事会及亚太收藏委员会主席,也是今年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泰国艺术家寇拉克里·阿让诺度才(Korakrit
Arunanondchai)个展的支持者之一。他所创立的多姆斯收藏(Domus
Collection)及其为艺术界提供的资助,以促进亚洲和西方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为其主旨。

《画廊》:汉雅轩最近也在继续拓展自己的平台,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为当代艺术提供适合其创作和展示要求的更宽裕的空间。请您介绍一下在葵涌工业区开设的新空间,以及它与中环原有空间之间的关系。

未来一年的时间,张颂仁要做一项中国和印度的当代艺术交流展览。把印度,这个相对神秘的国度引入我们的视线。

《ArtReview》在介绍郑志刚时,首先提到的是他的百货公司K11。今年9月,这位年轻的艺术赞助人宣布:他将在上海与香港的K11之外再行建立17家商业中心。延续K11一贯的风格,新的百货公司也将以艺术为主打。目前由新世界发展公司运营的两家K11均以埃利亚松、赫斯特以及奈良美智的艺术品为主要标志。但如果再行扩张,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郑志刚也正忙着寻求与国际机构的合作。这位不满35岁的富豪为诸多当代艺术家提供艺术赞助。比如,今年,他帮陈天灼举办了夏季秀,又与伦敦ICA合作举办张鼎个展。同时,他还赞助陈燃参与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并在亚洲教育学院设立了奖学金。

张:目前中环的这个展览空间在形象上更像是在商业区里的一个办公室。以前在香港还没有什么画廊,没有什么平台的时候,这个空间已经够用。香港租金贵只是其次,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香港当代艺术的市场非常小。因此只有在中环区这样的中心地带,才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才真的有可能建立一些展示当代艺术的平台。而现在中环已经有这么多的当代艺术画廊,有了一定的凝聚力,以这里为中心,再往一个较远的地方开一个仓库画廊,大家或许仍然会愿意过去看展览。如果你在多年以前,想在仓库做画廊,是没有人会理你的,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可以维持下去。另一方面,如今艺术家也需要更加符合他们创作要求的空间,所以现在开设这样拥有更大面积的展览空间也是必要的。好的艺术作品不应该出现在像办公室一样的空间里。

在他眼中,最近20年唯一真正在西方掀起非常大的风波的学术突破,基本是印度学说。我们的一些研究,比如关于新的社会学研究等,很多都是印裔学者取得了一些突破。而中国冠称文化大国,我们的贡献其实还寥寥。他希望通过印度的经验看出他们脱离西方整个学术垄断的结果,最关键的是脱离西方之后,也能对世界做出贡献。

《画廊》:在经营当代艺术画廊之外,其实您一直把很大一部分心思花在中国文化事业上,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

曾经的一百年,我们习惯中西对照,似乎觉得西方世界和中国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西方的进步,跟随着西方的问题而研究问题。西方的启蒙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大。似乎大家没有真正去想过——欧美是不是真的启蒙了我们?现在达到了他们说的启蒙结果了么?那只是一个说法一个计划,它一直在变,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固定不移的目标在追赶。这一百年我们一再把我们美好的生活砸破打碎,为了把自己变成欧美想象中的样子。“这里面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对照,如果还有别的对照的话,再找一些其他的文化参照、文化交流可以打破中西二元对话。”

张:每一个参与艺术事业的人,如果你是有一定想法的,你当然就会有一种冲动,一种欲望,一个方向,如果没有就一定不会做得太好。如果要做得有说服力的话,当然是要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一项工程来持续开展。我的出发点是考虑如何从当下出发,将我们现在遗忘的、忽视的,或者尚未真正发挥的传统文化的能量发挥出来。

于是,张颂仁试图引领我们看到“印度”。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当年大家都在找寻出路,中国用阶级革命来找寻出路,甘地用反暴力抗争来找寻出路,其实两个国家面对的是同样的事情,可是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们说,看印度还是很穷、很落后,突然这两年发现不是这样,原来他们走了自己的道路,过得不错,我们忽视了很多东西。”张颂仁把印度当作是可以参照的另外一个镜子。

亚洲必赢626aaa.net ,从进入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定位基本上就是一种全盘西化,以至于如今所说的“中国文化”都只是一种讲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不能不去研究西方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采取全盘西化,最初作为出发点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要不断回过头去参考我们的初衷,才能看到自己一路走来的偏差。虽然这种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好像是一种怀旧,也很像是一种“本来主义”,但我觉得人需要有一种对遗忘记忆的反省。那么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这个现实,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重提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从何而来。就艺术领域而言,我们要问,我们传统的创作方法和现在美术世界的构成,是否可以结合出一种新的有机的文化活动?我们应该从当下情境重新出发。而当下不但包括了我们通向未来的潜能,也包含了我们的各种记忆。换句话说,其中一个构成当下的重要因素就是历史。

所以,张颂仁试图举行一系列不一样的展览。现在所谓艺术家的展览,在他看来,就是我的东西放你这里摆一摆、你的东西在我这里摆一摆,其实这不是交流。“我们希望做中印展览,是以他们的现代经验和他们看到的中国来创造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艺术的看法,给我们一些指导和批判。反之亦然。平等、融合,才是真正的交流。”

《画廊》:除了作为汉雅轩的主人,您还有着多重的文化身份,例如策展人、艺评人、机构资助者、艺术顾问、学院导师等等。您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身份之间的关系?

曾经的美国派

张:我们面前的艺术世界或者文化世界里边有各种位置。我有一个商业画廊,也在美术学院教书,同时也做策展,这些是让我有机会通过我所处位置去掌握的条件。不同的身份可以做到不同层面的事情。比如说,画廊这方面,它是提供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和美术馆平台不一样,它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当然就是,首先,在地位上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学术的权威,好的画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实验的出发点,不好的画廊你会说它只是一个商业机构。但其实二者都是必需的。不过最重要的,它也是这个艺术世界里面的一个平台。而在香港来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由个人自由操纵的平台。当然自由程度又取决于你怎样掌握经济,而不让经济来掌握你。

如今对西方标准不屑的张颂仁,曾经却是标准的美国派。

《画廊》:或许只有把您的各种文化身份整合起来,才能看到您的整个文化事业的全貌。目前您致力于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提出“恢复传统文化的魅力”。

70年代的香港,出国留学几乎是所有青年人必走的道路。作为移民香港的第二代,在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弹丸之地,大家都想选择离开,去一个更安稳而更明确的地方。张颂仁选择了美国,考入著名的威廉姆斯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

张: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比较新的说法,来证明几十年前就想做的事情。我始终不太信服现代文明。而我一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尚有未发挥出来的丰富可能性,同时我们也曾经错过了一些别的路线。我这样想,不是因为怀旧,也不是一种民族主义。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在传统文化的核心里边,绝对有一些普世的价值。我们错过了一些连世界都会觉得遗憾的好的时机和好的东西。正是因为这种遗憾,我才会从事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

张颂仁赶上了美国一个自由而精神的年代,嬉皮士、自由主义、泛爱论、人本主义……绝对开放的生活形态,绝对乐观主义的思维态度,是当时美国给予全球的重要文化基础。那时候,他西化得非常彻底,连梦话都说英语。美国让他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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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精神培养着一个反叛的青年。在与西方同学的无数次争辩中,他不满于整个世界都以西方文明为最高指标,在满足自己对西方世界的一切好奇之后,他有了一颗复古的心。

1986年,张颂仁第一次把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拿到美国,碰了钉子,美国同仁觉得这个东西在美国没有市场。1994年,他带着艺术家们参加圣保罗艺术展,人不多可是实力很强,他们是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如今当代艺术中卖价最高的4大天王中的3个人,还有邓林……那一年,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不久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在名利场上大显风光。1995年,威尼斯百年回顾展上,张颂仁与一直收藏当代艺术的好友香港富豪邓永锵大摆宴席,请来了戴安娜王妃。威尼斯人见惯了王家贵族,可是戴安娜的到来,依旧有万人空巷的场面,如今在威尼斯说起当年那盛况,还有人念念不忘。

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价一路飙升。

在那段与当代艺术“相爱”的时光里,张颂仁是打包把当代艺术带到欧洲去的人,他显现着大男子主义的掌控,“中国艺术家总是有一种西方情结,这个情结不消除掉不会做出一种属于中国的真正划时代的东西。而我比较了解西方的口味,我要把中国放在一个和西方人平起平坐的平台。因为必须消除向外的心魔,你才可以回到自己那里。”

访谈:希望自己的追求能改变世界

记者: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张颂仁:大儿子出生,看到一个真实的生命与我有关,特别喜悦。没想到会那么开心。开心与痛苦都是无法描摹的,那是超于语言和记忆以外的东西。

记者:郑在东在上海外滩3号举办画展时,听说那天你哭了?对一个男人来说,有限的几次流眼泪,通常为了什么?

张颂仁:我认识在东20多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很穷但是很会生活,现在他的作品卖价很高,他依旧是生活的玩家。那天画展,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来捧场,因为高兴,所以大哭吧。

年纪大了比较容易哭。比如我的父亲、我的老师去世的时候,大多是感慨生活的消亡。也许是年纪大了,以前是参加朋友的婚礼多,现在参加葬礼比参加婚礼多。

记者:有人说50岁是男人最好的年龄,你同意这个说法么?

张颂仁:50岁以后,在累积的基础上,一切都有了实现的可能,人在社会上变得更有活动能力了,从这点来说,50岁确实是男人最好的年龄。

50岁未必能知天命。知天命是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为。商品经济,社会控制,让人群整体长期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不然商品消费怎么能左右这么多人思维。我做不到50岁知天命,因为我开窍比较慢。

记者:那么“30而立,40不惑”呢?

张颂仁:都做不到的。我28岁做独立策展人,三十二三岁开始开画廊。那时候连自己想做什么都迷糊。30岁的时候,不甘心就是个开画廊的,觉得能做更伟大的事情。40岁的时候,知道自己也就做画廊的命,想就熬下去吧。

其实,只要是不做些闷的事情,就觉得要做好玩的事情。

记者:怎么认定自己?做策展这一行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张颂仁:我发脾气很快,做事情冲动,有莽劲。事情做坏了,内疚感比较强。

做画廊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梦想。我老是希望自己追求的理想能改变世界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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